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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里”缅怀

作者:未知

  (一) 中国凤凰彩票购彩 http://www.gelisagency.com/5/view-1627195.htm  
   和平里,北京市区的一个地名。
   相信这地名的字面闪耀的光辉会给所有人带来祥和。但是我来到这里时,恍然呈现在眼前的景象却仍然是屠城之血与战火硝烟。这大约与盛世无关,只是我自己使命使然或性格使然――我研究和记述晋绥抗战累已8年,血与火是我的某种底色。爱好和平、爱好和平里的读者,应能宽容我的不合时宜。
   “这就到樱花东路了。”京城的哥用温和的声音提醒我说,“喏,前面就是中日友好医院。”街道名里异香馥郁,医院名中一股温馨,但我已经没有闲情欣而赏之了,我忙着跨过樱花东路,并再次检查行包中的录音笔、照相机,以及设备里的电池……虽已在行前反复准备了采访提纲,但就我的被采访者的年龄而言,我还需要继续温习血火当年,预备更多的话题,以便应对交谈中可能出现的情形。就这样,我走进了中日友好医院,眼前的时空与大脑里的景象交叉呈现――
   医院大厦高耸入云,我点数它有几十层,只感觉到它将春天的阳光反射成格外耀眼的光芒。
   洪涛山海拔2000米,巍峨雄峻。在各方政治军事力量角逐于此的当年,人们感受到的是它怎样的阳光?我每进此山都心情复杂,心底颤栗,无法判断。
   医院的建筑面积据说有18余万平方米,有1500张编制床位,这大约是京城里的医院贵族吧?
   洪涛山东西麓足可藏兵养武的数百平方公里地域里,有千万间神秘的民居窑洞。有一些远方的人们神秘地到来,来点化这里成千上万黧首蓬面的人们,点化这座古老的大山……
   其中一位当年人,此刻就躺在这所医院的部级干部病房里。
   我就是来拜访他的。
   “窝棚沟……黄草沟……乱道沟……东平太……”我走在门诊大楼宽敞而明净的前厅和廊道里,我浏览廊道两边一间间清雅的办事窗口,我看到进出的人们气定神闲,个个仙风飘逸,而我却在默念着一些带有苍黄之色和劲厉之气的村名。
   “先生,您找谁?”我闻声抬头,已经到了国际医疗部的高干病区,二三女子错落在前,礼貌地挡住我。我看到她们,心里陡生震惊,不是为了她们姣好的容颜,而是为她们的年龄――她们年方二十四五,正是我笔下的抗日女英雄饮弹殉国的年华。
   “先生,您找谁?”当我走近316病房时,又被礼貌地拦住了,是一位年方二十四五的男保安。当我说出我拜访的名字时,他们礼貌而尊敬地为我放行并引导。我知道这是因为我要拜访的他此时的部级身份,而不是因为他当年与此时的他们同龄,制服的颜色也与他们相同。
  
  (二)
  
   我与96岁高龄的屈健先生握手了。
   屈健,原名屈心敏等,1914年生于河南桐柏县江河村,1937年任山西省牺盟会平鲁特派员,建国后曾任国家水利水电部副部级领导干部,后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我千里迢迢从晋北朔州来京拜访他,只与他的1937年有关。
   那一年,侵华日军攻破了与今天的中日友好医院同城的卢沟桥,一路烟尘滚滚,铁蹄踏上我的家乡山西省平鲁县的土地;接着在相邻的朔县屠城3日,杀害平民4800人。猛虎出山冷风先行,日军到来之前,人心先乱,汉奸横行。就在这股凶气逼人的风中,牺盟会特派员屈健、康庄二人神秘而勇敢地逆风而上,火种一样先期“种”在我平鲁之地。由于有了他们,平鲁人紧接着迎接了又一拨神秘的人;又由于有了先后到来的他们,平鲁人乃至晋绥之人,在兵兕动荡之年,生者活得明白,去者死得爽朗,获得了一种有主心骨的活法或死法。
   当然不仅仅是他的1937年逆风之行,还应该有他的1938年纸条传奇,他的1940年惊梦难回,以及他此后一生的哀伤……
   而他的这种种许多,是他的故事,也是另一个人的故事。也许,拜访另一个人才是我的终极目的。那个人的声音曾经很大,后来更大,愈来愈大,为了那个人的故事,我半生用心,8年写作,先后面世三版传记。但,我和我的读者渐有改变,从聆听大声音的习惯中生出谛听遥远的声音和微弱声音的大渴望,越来越倾向不假借任何机器的口耳相传。可惜那个人已经变成了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陵园里的雕像,因此我来到北京的和平里,在中日友好医院拜访抗日老战士屈健。
   屈健先生年高九十六,但他神清气旺,记忆清晰,声音真切。
  
  (三)
  
   我的传记是《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传》,传主李林,便是屈健先生当年的爱人,继屈健之后抵达平鲁的第二拨人之一。
   李林,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以李林一生行迹而观,似乎这个生死区间就是她英雄而传奇的宿命――
   1915年12月的寒风中,李林成了南闽一所寺庙前的弃儿,她睡在一只竹篓里,对打开竹篓的养母莞尔一笑。
   1930年前后,她分别是侨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少女和归国后的进步学生――她先后就读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侨校集美中学和蔡元培等革命者创办的上海爱国女中及杭州中学。
   1936年7月,李林北上北平,以民国大学学生身份,身历身为,完全融入种种形式的抗战事业;当年底参加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的军政训练班,她是第一个脱下女装换上军装的女大学生。
   1937,烽火初起,李林一年三级转身跳――7月,她是“卢沟桥事变”后北上大同工作的牺盟会特派员;9月,她是主动参加敌后抗日的唯一的女军政干部;11月,她是自己亲手组建的敌后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
   1938年春,担任正规军营级军职的李林率军驰骋晋绥,骁勇善战,名震敌友我各方,成为一位抗日女英雄。
   1940年4月26日,李林壮烈殉国于日军对我洪涛山区第9次“围剿”中的一场突围战。
  
   女英雄李林死于洪涛山敌后,是一件折射着复杂历史背景的令人长叹的事件。
   洪涛山属阴山山脉,位于今天的晋北朔州境内,它是当年国共合作晋绥抗日敌后的中心地区之一。
   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战争相比较,与世界战争史所有战争相比较,中国的抗日战争最是独特,它进行在多种政治军事势力角逐的背景中。日本侵华,中国出了4个主要的政权:拱日挺日的长春满洲国与南京汪精卫,抗日拒日的重庆国民政府与陕甘中共。而在抗日重地华北,则又有一个颇具独立意义的地方政权――阎锡山山西;与山西襟连带接的绥远,还盘踞着日军扶持起来的颇具势力的德王蒙奸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本文所述的晋绥抗日边区,就是此一拉锯地带的扛鼎者。它南可拱卫太原,西可屏藩陕甘,敌我友各方都把目光集中到晋绥边区中心这座高高的山头上,它担当了一个复杂的角色,一边以其坚韧强壮的肩膀扛着抗日事业的屋梁,一边又用尴尬的容颜为各个抗日政权体现和分配利益。
   晋绥边区抗日力量出自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模范省山西。其时,阎锡山山西与中共紧密合作,李林、屈健等便是两个组织共同派出的干员。他们受模范省“守土抗战”的训练与熏陶,来到晋绥第一线,“言必称阎锡山”(屈健语),以阎氏“亡国奴不如丧家之犬,我们不做亡国奴”的言论开路,宣传中共主张的游击战争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拉起一支又一支队伍。这些队伍初名以统一编号下的“晋绥边区第×抗日游击队”,得到阎政府补给并经训练之后,很快编入八路军正规军序列。队伍改编,组织者继续在地方拉队伍,这在当时是规则性的正常,而在李林,有一个尖锐的矛盾。
   这里,我须先说李林面对的这个矛盾,是不是今人所可能联想到的那种权力概念――队伍是我创建的,我便是不能移易的领导人?
   华侨少女时期,李林不满荷兰统治者对印尼人与华人的欺压,经常问家长:“为什么华人与印尼人不能联合起来对付荷兰人?”读集美中学时,她十分向往校主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也神往率军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为了学习革命先驱带剑奇女子秋瑾与誓死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她曾专门到杭州中学读书一年。在上海爱国女中,她独爱苏联电影《夏伯阳》,神往片中那位神秘的女机枪手……她的获分105分的作文《读〈木兰辞〉有感》有句曰:“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成为至今流行的话语。来到模范省山西军政训练班,面对晋军替下来的多有污迹甚至气味的旧军装,女生们皱起眉头,李林则带头脱下女装换上军装。此期间,她向唐连长等被同学们鄙为“旧军人”的阎部军事教官虔诚拜师,日射杨梢,夜打香头,练成武艺。1937年7月出太原而北上大同,经一个月的努力,她就和同志们组建了一支120人之众的农民抗日自卫队。3个月后,她在偏关县组建了晋绥边区第8游击支队,并亲手训练而成,亲自率军作战,打练成一支成熟的部队。
   在亲手组建这两支部队之间,李林有一个重大人生抉择,那就是1937年9月的雁门关之哭――大同将陷,在大同小南头村工作了两个月的李林等人接到指示:撤回太原。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李林的意见是带上自己的抗日自卫队到附近的洪涛山区打游击。自卫队一出大同听到日机轰炸而逃散,她被迫南撤。当二次仰首雁门关时,她想到自己两个月前北上行经于此,心与山同重,人与关同雄的心境,不禁悲声大放,对关一哭:“我这一退,此生还有重新北上抗日的机会么?”她在雁门关下伫立盘桓,喜遇了改变她的人生的堪称政治知音的赵仲池等晋绥一行人。赵一行人是受牺盟会与中共双重组织之派北上晋绥,在日军占领的时空里拉队伍、占地盘的敌后小组。可想而知,这个小组的成员的精干程度――要不怕死,要头脑好,要本事大,要能吃苦,要身体硬,还要政治坚定……自然,必须都是男子汉。
   现在,李林――一个小个子女生要求加入这个铁拳小组回头北上,赵仲池等坚决拒绝。这时候,李林南返本来也有一行人,在乱兵加难民的南撤途中,一行人渐行渐散,散成她与张某两个人。一行人变成了二人行,这是他们之间值得关注的一个图景――张某聪明干练,风流倜傥,又是与李林同具上海背景的学生,大同两个月,李林与他产生了感情。但,李林再次北上的抉择不被张某接受,在携着爱情走向平安的路上,他们分手了。李林使出一番水磨功夫坚决要求,随赵仲池小组北上来到了屈健已先期铺垫的平鲁。
   现在,我们都明白了,李林是一个抗日的人,是一个军事的人。让我们再回到她的部队改编之后。
   李林随赵仲池一行人到达平鲁数日之后,平鲁亦陷,他们转至平鲁西邻偏关县。留在偏关的李林在战友梁雷的帮助下组建了200人之众的晋绥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她拉起队伍上战场,夺马百匹,遂成晋绥亮眼的骑兵游击队。翌年4月,李林的队伍改编为八路军120师8支队骑兵营,已经名震晋绥的她,被要求留在地方工作。
   李林手抚静静地站立身边的菊花青战马,潸然泪下。这匹马乃另一队伍的首领刘华香从敌阵缴获而来,由于马过烈而无人能近,送给了李林。李林知道自己的使命在于沙场,她冒死驯马,终将菊花青驯顺为她的知音座骑。当她多少次从高扬的马背上重重地摔落地面,她的战士们惊骇至极的时候,她笑了,只有这样的时刻才是她最真切地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赵仲池看到眼前女将驭烈马的英雄气象,想到她北上以来的种种优秀,他接受了李林的要求,向120师管组织的领导关向应、甘泗淇等作出有倾向的汇报。最终,由于当时这支刚刚由各地方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正规军属军地双重领导,赵仲池的倾向变成让李林欣喜若狂的现实,她就任骑兵营教导员,可直接带兵作战。
  
  (四)
  
   在屈健老的回忆中,出了名的李林一直受中共方面120师与后来成立的晋西北行政公署的高度关注,也一直受友方阎锡山山西的高度关注。这些关注的具体体现便是两个字:调动。中共方面调李林到地方、到后方的声音,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要传来;在阎锡山方面,以李林是山西牺盟会培养的优秀人才,邀调到长官公署工作的意见也不止一次传达而来,甚至在阎氏组织的象征晋省国共关系恶化的高级军政官员“秋林会议”上,还特邀了李林参加。
   李林到底没能在她心爱的军职上呆多久。
   她成为正规军军官之后,结合护卫政工干部到绥远敌后工作的任务,在晋绥敌后又打了大小十多仗,名声愈震。李林的战斗业绩,于抗日,凝聚一方人心,鼓舞全军士气;于军事,战例桩桩,堪范兵法。奇怪的是,把她从军中调出的声音之大,与她的军事业绩恰成正比,似乎照她这样打下去,触及了某种难言之隐。而同时,日军方面无奈地“誉”李林为“顽皮女太君”,悬赏她的价钱,由5000元蒙疆币直线上升为5000元大洋;悬赏标的也由人头升格到活人。
   才两个月不到,战场猛人李教导员就变成了出入农家窑洞的李委员。她被中共方面安排为中共与牺盟会共管的晋绥边委的宣传委员,内中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分管――军事。这个亦文亦武的职务,也恰好是李林能文能武的素质体现,却也最终成为撕裂她的宿命。
   多少人都对李林这段调动史发问,为什么会这样?
   由于日军的高额悬赏,不少人按普通逻辑理解为组织上的保护措施――李林是个女的,是个名人,还是个华侨,她理应得到保护――理论上说,战场是个更不安全的部位。
   也由于日军的悬赏,又有人在问,在实际层面究竟地方与军队孰安全孰不安全?军队是个有武力保护的严密整体。战死沙场,乃战争之常,与悬赏无关;而当时的地方,汉奸出没,游民遍地。5000元大洋能使一个衣不蔽体的流浪汉,一夜间变成拥有满山土地、整街房院和两房太太的阔佬。可以想见,行走于乡村山路上的小个子女干部李林,曾使多少人夜不能寐。
   所幸,李林有一样护身法宝,敌人的悬赏再高也都会被它化成轻烟――这就是她与民众之间深厚的真实的关系。
   在上海爱国女中,李林曾亲手创办过晏阳初模式平民夜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女士在谈到晏阳初的事业时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李林的这段难忘的经历形成她牢固的平民观念,她来到平鲁继而转至洪涛山区之后,用晏阳初的“革心”论开展民间革命,使多少受奴役的人变成革命者。那些或三块银圆或五斗莜麦买来,便注定了任人打来由人欺的命运的童养媳,经李林之手三拨两调,便气宇轩昂地站到台上讲抗日论革命。李林创建着一种内涵无限的“干群关系”,在爱民中革命,在革命中爱民,洪涛山因而秩序重建,逻辑重生。
   我多少次给人讲李林,有一次我这样讲:“革命应有良性革命与恶性革命之分,用血与火强制把一些人的利益转移到另一些人名下,是恶性革命,也可以叫被动革命;深入改变文化生态,持久关注乡村社会,是良性革命,也可以称为主动革命。人们举行恶性革命,是由于良性革命的功课落下,不得已而为之。李林在恶性革命的时空里主动施行良性革命,李林的革命还远远不过时,李林的革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改革,以及今天的构建和谐社会……”我讲到这里,一位名叫赵尚海的煤老板插话了,赵尚海捐资助学已成习惯,多少考上大学而付不起学费的寒门子弟,凭录取通知书就可以到他的煤矿领到几千元。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即举手插话:“我和你合作拍个李林电影!”
   由此我相信,当年李林牺牲之后,许许多多洪涛山人来到她的墓地哀哭不止,那行为是自发的,那眼泪是真实的。由此我理解,为什么直到建国后几十年,洪涛山区民间仍供有“李林委员”的牌位。
  
   练战练马,刻刻惊魂,李林微笑而为;驰骋疆场,弹火横飞,李林穿梭自如;高额悬赏,荆棘遍地,李林安然无恙。李林之死,如果死于任何“可死”之处,则她是个概念性的英雄人物。李林死于历史的某种诡吊,死于她自己的文武双全,这使得她最终成为一位富有悲剧色彩的灵魂性英雄。
   具体说,李林死于日军对我洪涛山敌后力量的第9次“围剿”。不,撕裂一个伟大的生命,其背景往往深远,其情形往往复杂――客观地说,她死于敌对我的第七、第八、第九3次大“围剿”。
   前6次“围剿”,我方作为统一战线之下的抗日力量,每次都采取了相应的军事行动或粉碎或规避。
   第7次“围剿”的时间是1939年10月下旬,是晋省国共失和的秋林会议之后的整整7个月,是中共方面“反顽固”在雁北统一行动的前三天。天色未变,洪涛山自己变了,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日军调集7路大军2000余人包围了孤藏于山的中共组织,危机初显。驻在山中黑龙池村的李林、屈健、柏玉生等人危中寻机,李林提出一个绝处逢生的办法,他们用手中一个连的兵力出其不意打了一场围魏救赵的奇袭岱岳之战。一个黎明,神兵天降于日军物资重镇岱岳城,一场激战,日军天上的飞机,地上的火车,出发了的部队,都撤回原防,第7次大“围剿”就此粉碎。
   这一次奇迹又是李林唱了主角,勇士们用勇气与智慧化解了危机,获得了重大胜利。李林所著专文《突破敌人的第七次“围剿”》发表于晋绥边区的《抗战日报》,在中共中央有关方面引起轰动,但却没有人注意和提出与奇迹相邻的总是漏洞。危急关头,不得不以少少之将部少少之兵而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李林提出并实施了两次,下一次躲不过去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这一次的胜利的奇迹之上。下一次,历史将李林这位文武全才堵在了它的弹火密集的漏洞上。
   时光一进1940年的门槛,中国抗战整体艰难,而洪涛山增加了另一种困境。新年前4天,李林等奉命一声枪响,统一行动,将区域内的县区两级阎政权人员解散。“反顽固”之后一个月,中共在山西省吕梁山中的兴县举行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中共政府――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李林是参会代表,是当选的行署委员。在这次隆重的政治大会上,李林像受邀参加秋林会议而受到阎锡山的召见一样,与中共名将120师师长贺龙亲切会见。贺龙的妹妹贺满姑、贺戊妹,也是叱咤风云的女游击队首领,却已经战死。贺龙对出现在眼前的这位女游击队长倍感亲切,像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曾有的挽留一样,贺龙也恳切地提出要李林留在晋西北大后方工作的意见,可是李林婉拒。贺龙赠她手枪一把。
   明光四射的政治果实的背后是什么?让我们再回到洪涛山的困境。
   解散政府之后,那种政府真空的压力,与我们今天每个机关都人满为患的精减压力同重同大。某电视剧里有一个歌唱道:“好皇帝赖皇帝,总得有个皇帝。”中国的人民群众对于政府领导的仰赖,总是先于或大于养活政府的负担,尽管他们大多数时候少温不饱。
   既然谁也没有科幻作品中时空大挪移的神力,能将今天机关中的冗员变成那时洪涛山里县区政府中的人气,那就别怪当时的洪涛山人“就地搞起大摊子来,光训练班就办了四五个,都是附近各村的农民”(时八路军120师独立6支队3营营长康庄的回忆)。有些村庄几乎就像今天熙熙攘攘的教育园区,这在当年的背景下,确已冒险至极。也别怪在第9次反“围剿”中“不适当地集中了毫无战斗力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人员与敌人周旋,以致遭受了严重损失……郑林受了伤,女英雄李林英勇牺牲……”(赵冬生著《郑林风范》,山西人民出版社)。活下来的人,保全了生命,也就保全了话语权,他们可以自由地叙述当年,解释当年。变成塑像或烈士名册中一行文字的人们则只能对历史负责,而对今人,他们的面孔是那么沉寂木讷。
   1940年2月下旬,日军第8次“围剿”洪涛山,被“围剿”者照常规思路分散突围,总体上突围成功,但出了“张崖沟惨案”――16名干部被毒死于张崖沟村一个古煤窑里,其中的女干部李桂芳颇有身份。两个月之后,日军出兵12000人实施第9次大“围剿”,洪涛山近1000人的各类组织、团体、部队被围。有鉴于上次的“张崖沟惨案”,为了用整体力量抵御分散的风险以保护干部,李林等确定了集中突围的方案,好在队伍中有近300人是120师独立6支队步兵3营,还有100余人的一个政卫连。4月25日之夜,以步3营在前开道、政卫连殿后的千人队伍从乱道沟村出发,向东北方向转移。黎明时分,他们被日军重兵包围在东平太村,小钢炮和轻机枪织成火网,网中的队伍一抬头,不见了龙头――步3营早被日军用重火力拦腰切断(步3营安全脱险)。主要的保护兵力失去了,700人队伍顿时乱了军心。
   这时候,队伍中的主要领导干部有晋绥边领导人赵仲池、郑林、姜胜、李林4人。党内职务之外,姜胜是军事部长,是个“武官”;李林是晋西北行署委员与晋绥边区第11专署秘书主任,是个“文官”。太阳马上就要把东平太村照得通明透亮了,集结在村街上的700人将全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下。绝境中的办法似乎并不复杂,但绝境中的办法由谁提出来却是个颇具复杂性的问题。这时,富有疆场经验的文官李林观察一番地形后,提出了突围方案:领导成员一人带领政卫连中的骑兵排向东打掩护,吸引敌人的火力;其他领导带政卫连其余部队掩护大队伍从沟壑纵横的西南山路突围,伤病人员拜托东平太、西平太两村群众掩护。没有人反对,包括新从延安来的军事部长姜胜。那么由谁来带队打掩护呢?姜胜后来回忆说,他提出由他带队,但李林坚决要求自己执行了带队任务。2008年我与姜胜之女姜建新取得联系,她从上海给我的邮件中这样说:“……非常感谢您为抗日英雄著书立传,能够让后人学习和纪念他们!李林阿姨为了掩护我的父亲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据众多资料,李林提出此一突围方案的同时就自认了打掩护的重任,她的理由是,“这支队伍一直是由我训练的,我熟悉。”政卫连的骑兵战士一听要跟随李林打一场恶仗,乐得就像孩子们过大年放炮竹一样,哪管前途凶险,个个翻身上马。由此可知李林所谓“熟悉”二字的背后,是怎样的人心,是怎样的战斗力。
   一支数十人的骑兵队烟尘滚滚地向东冲杀而去,那气势也如同作家的文章或画家的画作,是独有的手笔。日军观其阵势以为所包围的对象全在里面了,赶忙将火力重重集中到这条狭长的东大沟。当敌阵最前面两挺机枪的火力封锁了她的队伍时,李林单马独骑飞跃而出,猛然出现在敌背后,她从战马肚皮之下钻身出来,一手一枪,敌两挺机枪顿时哑了。片刻之机,她带队向东突出重围,静静地站立在战阵之外的西短川村一个岔道口。如果此时他们继续向东行进,即转移到了完全安全的地方,他们已经是担当了最危险的任务的有功之臣,更遑论责任。但是,站立在岔道口的李林凝神谛听起来,听到东平太西南山仍有枪声时密时疏,她掉转马头,带队重返战阵。
   有一些情节我们非常想了解,但却不可能出现在任何资料中,比如,在几个小时之后饮弹自尽的李林被日军的刺刀划破了腹部,露出了3个月的婴儿,而在西短川村的岔道口谛听远山的枪声之时,她是否也曾听到婴儿在自己腹内蠕动?如果听到,她必然动了慈母心怀,她是以一位军事指挥员与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双重身份再返那已经再难脱身的战阵的。
   1940年4月26日上午9时许,李林在她所掩护的队伍安全突围(部分人得村民掩护脱险)后,力战而死。她把打空了的驳壳枪拆成零件四散扔弃,用贺龙赠送的八音手枪中最后一粒子弹打进自己的颌下。这时,她身边像抽象派的绘画一样,远远近近布着6具日军尸体。
  
  (五)
  
   李林殉国的前夜,屈健做了一个让他哀痛终生的梦。梦中,洪涛山变成了汪洋大海,一只小船被一波一波的海水涌到远处,船上坐着李林。他大声呼喊着,但自己的爱人笑着向他挥挥手,径自远去……
   梦醒,屈健手托院前的老柳树枯望西方,他此刻所在的地方是洪涛山东麓的窝棚沟村,西距李林等突围战斗的东平太村,仅隔着一道山梁。敌人第9次“围剿”之前,担任中共晋绥边委领导成员的屈健病了一场,屈健回忆说,当获悉“围剿”信息要转移时,他已经病好了,但李林与负责公安工作的柏玉生坚决不让他随队行动,安排他到窝棚沟继续养病。李林亲手将他的马牵出来,亲手将他扶上马……他一到窝棚沟就获悉东路敌人已经出动的信息,他立刻送出鸡毛信。也许鸡毛信对于队伍脱险的事件整体有过促进,但却没有阻止了他那梦中的海水汪洋。
   希望读者同意我将笔触在这个梦境上稍作停留。梦境中的汪洋海水是李林故乡南闽渔人求生与搏斗的大海。大海是一块养人也害人的不安静的田地,林默娘的父兄就是被汹涌的海浪所吞噬。林默娘,这个传说中的民间女子,硬是舍身入海救出父亲并捞获了哥哥的尸体,然后她就成为了屡屡帮助渔民乡亲们的神话人物,又成了南海人民家家敬供的妈祖神。李林的养母陈茶女士信神敬神,她用故乡妈祖神的故事滋育了幼年的李林。
   模范省山西使远从河南奔赴而来的屈健与李林会合,给了他传奇而伟大的爱情。他至今犹能脱口而出的李林的几大印象是:在太原军政训练班上,她一无学生气,二无党异之见,虚心诚恳拜师“旧军人”;在大同小南头牺盟会特派员会议上过桑干河时,其他女同志都需男同志背送,而李林不但不用人背,她还要承包一对双胞胎姐妹之一;随赵仲池到达平鲁,她站在当街对惶恐的人群举枪讲演,收聚人心……
   1938年秋,当调李林到后方的意见再度传来,屈健传去了他的纸条:“你愿意在雁北解决个人问题吗?”
   这种纸条是我们今天分别坐在各自的办公楼里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他们各有不同的岗位,各有不同的工作,各有不同的住宿房东,只是为了节约灯油而合并在一盏油灯之下办公。而坐在一盏油灯之下的他们,你翻你的书,我写我的报告,纸笔之声相闻,口耳不相往来。习惯是个坚硬的东西,即使到了爱情这样的大事物到来,它也仍然坚硬得不可侵犯,一盏油灯之下,屈李二人的纸条传来传去,传成传奇。
   出身南国的华侨少女爱上了风沙高原上的洪涛山,在雁门关哭关之后与张某人分手的李林,是不会离开雁北的。李林选择了抗日,同时选择了敦厚的“阿健”。革命重要还是爱情重要,这古老的议题我仍然不能完成。
   在海水汪洋的梦中,李林远去了。从此之后的屈健,跟随炮火硝烟,跟随革命,行走在中国大地,一直行走到建国后的北京,但却从来没有走出过洪涛山下的雁北,从来走不出他的年年“4・26”。8旬以前的屈健,几乎年年“4・26”都要来雁北平鲁洒泪凭吊;8旬之后的年年“4・26”上午9时许,他会准时站在天安门广场举首西南望。
  
  (六)
  
   中日友好医院是由日本政府提供无偿援助,中日两国政府合作,于1984年10月23日建设,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领导的大型综合性现代化医院。开院以来,一直承担着中央保健医疗康复任务以及100多个国家、地区的涉外医疗任务。
   日本政府无偿援建医院,出于怎样的背景与思虑,我不好妄加揣测;但请允许我按照常规思维略作推想――对于自己曾经伤害过的民族,谢罪的最好方法大概就是为她疗伤。美国女人类学家、《菊与刀》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认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的特征是“耻感文化”,区别在于其强制力,前者在于内心而后者在于外部。从1874年琉球事件到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战胜,获中国3次军赔5.88亿两白银;二战之中,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战败,中国则放弃了500亿美元的日本赔款。
   日本援建一所中日友好医院,在一个很有历史特点的时间。首先,这是一个凤凰彩票购彩的时间――这座象征友好的医院建设前后,中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日贸易额正在从1979年的不足70亿美元向千亿美元直线上扬。第二,这是一个政治的时间――日本方面,此期间是战后天皇崇拜的声音最高涨时;中国方面,这所医院正好服务于当年抗日战场的一代人,而建院的水准与地点,又决定了它服务于这一代人中确定的部分之中确定的层次。
   人类和平与国家发展的许许多多议题集中在这座和平里的医院。像屈健先生这样曾游走于当年复杂政治角逐背景下而取胜的抗日干部,应该都曾在这里歇息过吧?他们躺在这来自日本的柔软里,对比日本,思考中国,思绪万千。躺在这里的屈健老就向我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他非常关切他的第二故乡平鲁的教育。
   所幸,他是在今天向我问到这个问题――
   在女英雄李林与屈健老洒过血汗的平鲁,以李林命名,先后出现过“李林高小”、“李林中学”等中小学校。代表着平鲁精神与平鲁教育兴衰的李林中学,沧桑盛衰曾几度。远的不说,别人的情形不说,就说新世纪以来作者一家的情形。2001年,平鲁教育大流失的潮流时期,我的孩子即将升高中,我们无奈地出卖了住房,南迁400里,客居忻州市8年之久。我望着平鲁唯一一所高中学校名字里的“李林”二字,百感杂陈,含泪启行,一步一回头。
   无数平鲁人为了孩子能正常享受教育资源而悲壮地多年“南征北战”,他们是于2008年后半年起,陆续回流故乡的。或许是女英雄的灵魂唤醒了人们――平鲁人从2006年的后半年起迈开了自己的新教育之路。他们斥资两亿新建了李林中学校区,又投入2亿多元巨资对境内城乡教育进行了全盘布局调整,让所有乡村小学生都集中到每乡一个现代化寄宿制小学,让所有初中以上学生进城读书。4年新基业,发展又一步,2009年秋,平鲁在山西省率先“普十二”,就是说从小学到高中所有学生都免费读书。平鲁的教育成就作为山西的亮点,受到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会议的表彰。
   毕竟是李林魂驻之地啊!
   尊敬的屈健老,您的第二故乡平鲁的情形我汇报如上,其它范围的情形,您和躺在这里的各位前辈都心知肚明――
   日本明治政府将甲午战争中所得赔款绝大部分用于基础教育,而中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直至新世纪之后才渐有实质推进。世纪之交,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南亮进认为:中国当前的初级教育落后日本85年;中等教育落后日本70年;教育经费的投入落后日本65年。日本有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大陆尚在空白状态……教育的欠账还不仅仅在于时间与数字。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老兵东史郎在中国作谢罪演讲,他流着眼泪描述到当年南京城的惨状,台下的中国大学生居然发出笑声。东史郎在南京大学的死难者纪念碑前谢罪时,围观者中很多大学生都惊讶地说道:“我们在这里读了好几年书,怎么就不知道校园里还有这么个纪念碑?”不在少数的中国儿童玩着进口于日本的软件,其中,多有日本皇军耀武扬威、征服世界的情节。著名军歌《说句心里话》的激光唱片上,居然配上了当年日军冲锋陷阵的画面……某著名影视明星着日军侵华军装拍照,还登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在某些旅游景点和餐馆,一些服务人员堂而皇之地穿上日本军服招徕顾客……2000年,南京大屠杀63周年祭日前后,发生了一件扩建酒店人为毁损大屠杀纪念碑的事件(本段据余杰《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在改写历史成为日本的时髦的同时,遗忘历史成为中国普遍的“社会无意识”。
   政治格局决定一国命运,民主元素决定民族前途,教育程度决定人民素质。别的不好说,我们先说教育,中国如果不在教育方面赶超日本,在其它方面更是胜算何在?
   教育,这个似乎是和平时代的话题,我们也来问问抗日烽火中的女英雄李林。
   厦门集美中学和上海爱国女中对李林影响至深。集美中学深受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爱国思想的影响,上海爱国女中传承了创办人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的激进学生李林,渐渐地从那些苦难的民众的表情中发现:抗日也好,革命也罢,本质性重要的不是学生运动,而在于提高民众整体素质。她争取到校方的支持,利用学校资源开办了晏阳初式平民夜校。她的思想与做法与晏阳初先生开办的“平教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理念相合,她获得平教会的支持,带着他们的教材《平民千字课》回来,流着泪将那些洋车夫的孩子、洗衣服的穷人姑娘集中起来,她和她的铁杆姐妹们自任教员,对平民实施免费教育。来到抗日前线平鲁,李林将那些苦难中的女同胞们扶持为革命者,最主要的方式与手段仍然是对她们实施教育。平鲁农家姑娘肖康,当年投身李林的游击队,李林亲自承担起对她的教育,要求她每天必须学会10个字。经李林之手,肖康到了延安,做了中央护理班的班长,曾承担为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首长护理的任务。
  
  (七)
  
   包括教育,包括推动或制约国家发展的种种因素,都存在于“国家状态”下。日本在陷自己与东南亚各国于水深火热的那场战争之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创建于明治初年的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至高无上的国家神社。1945年战败之后,美国占领军主导其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始成为民间化的、独立的宗教组织。在“暧昧的日本”(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用词),其国民精神在国家处于超国家状态时,普遍进入偏执与狂热中;在国家显示去国家状态时,大致可致理性正常。那么,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呢?
   躺在北京和平里的这座国际性大医院里的革命者们,你们的民族心是不是生出些去政治、去国家的国际性意识?在人类历史的各个地域各个时段都曾有过政治与暴力借助国际背景或战争背景而媾和,生产出特殊的政权及其相应的文明的情形。而当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以某个标志性人物或标志性细节呈现在眼前之时,是不是谁都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无法抗拒?
   在洪涛山下那场“围剿”与突围之战中,小个子女兵李林战死,日军士兵很恼火地用枪刺刀将她的身体戳伤,还划开她的肚子,露出那个只有3个月月龄,就跟着母亲征战一场的小烈士。因为他们星夜“围剿”,怎么都以为重兵包饺子一定包了一支大部队,没想到却被一个小个子女兵所“蒙骗”。但他们紧接着就挨了赶到现场的上司的耳光,据曾在阎锡山身边工作过的杜任之先生的了解,这位上司对躺在地上的李林立正敬礼,命令士兵将李林就地掩埋。面对李林,他沉重地说:“中国是亡不了的。”
   今天,我来到北京的和平里,站在中日友好医院大厦前,我仔细品读这个含义复杂的文明符号,我无法确认它是不是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一个标志性细节,我读出了闪烁在它身上的历史光芒,但我读不明这光芒里的政治光斑;我读出了它身上的民族无奈,但我读不明其中的文明有限……我像一个渴极的人获得了一勺之水,只埋头啜饮于一个声音――
   如果那位曾为李林的遗体敬了礼的官长恰好在这所医院工作,他一定会虔诚地说:李林,你来吧,你也像屈健先生一样躺在这柔软舒适的白色床单上,让我们疗治一下你被我们士兵戳伤的身体;如果可能,我们还将为你的胎儿进行一流水平的接生……
   至于孩子诞生之后起什么名,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你极有可能就指着窗外的和平里,为孩子起名李和平。
   但是,李林不会回来了,她也不能告诉我们,她会对这所她与之作战的人们所援建的医院作何态度。她自己遗体上的伤痕已经郭家窑村的老乡缝合清洗,她没有个人遗憾,她只放不下她的阿健。她和部分队伍从吴辛寨村出发到乱道沟村会集一起突围之前,匆忙中给转移至窝棚沟村养病的阿健写了最后的信:
  
   ……你去后的那天刮了大风,不知你受凉了没有?我很担心!在一块时,有时还会吵吵嘴,分开了却非常想念你。敌人又要发动扫荡,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一定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写到这里,我们的孩子又在乱动了,但我会保护好他的,请你放心……
  
   李林已去,屈健犹在,他们之间的“李和平”是一个永远的憾痛。医院是治病疗伤的,位于中国首都的中日友好医院有着特殊的身份,你能够疗治好身体以外的诸多伤痕、伤痛与硬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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