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至周五 | 9:00—22:00

温暖一生

作者:未知

  一九六�年,深秋。   那年我十四岁,在村中学读初中二年级。   那天傍晚,我放学回家,兴冲冲地对母亲说:“明天下午,我们三个班的同学要去参观天安门,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回来还要写作文呢!”
  母亲看我高兴的样子,也高兴起来,但紧接着问道:“你们怎么去?”
  “当然坐火车去了。”
  “那晚上你们住哪儿呢?”
  “我们都住在张文阔老师的母校――二十六中学的教室里,后天早上再去天安门广场。”
  母亲用双手轻轻地按住我的双肩,很抱歉似的:“你还是不去了吧?你看,天气这么凉,你单裤单褂咋行?睡在教室的课桌上你会被冻坏的。”
  我不听:“我就去!我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母亲叹口气。她连夜将我夏天穿的大裤衩接了下半截,这样我就可以穿上两条长裤子。
  第二天一早,她又脱下自己贴身穿的“柱腰子”,包住我的前胸和后背,外�再套上平时穿的灰布褂子,这才说:“凑合吧。”
  下午,我们初二年级三个班的一百多名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伍,举着小红旗,迈着整齐的步伐,向顺义火车站进发了。
  十五里路,越走越热,等登上火车的时候,我已经冒汗了。我心里想:冷什么冷?我还热呢!
  到达北京站,已经华灯初上了。刚一下火车,登上站台,我就感觉到寒意了。冷风从两条铁轨路基卷上来,在站台上盘旋。我随着队伍往外走,越走越像钻进了寒冷的冰窖里。两边墙壁镶的白瓷砖,好像挂了一层白霜似的。
  我们拾级而上,顶风逆行。我盼着快点走到尽头,可到达地面出站口,竟又是呼呼的北风,刮得我站不稳。两个工人模样的人,一人穿棉袄,一人穿皮衣,把身后的连肩帽子都戴在头上,缩头迎风,手里举着一面小旗子,旗帜在风中哗哗作响,似乎在欢迎什么人。
  我蜷缩着身子,坚持跟上队伍,可越走越吃力,两条腿跟拌蒜似的。风,削脸,咬手;上下牙齿在打架;鼻子发酸,眼发辣,两颊干疼。我真有点受不了了――唉!悔不听母亲之言。
  “小同学,你等一下。”我听到一个女老师的声音。一开始我没有认为是喊我,继续跟着队伍往前走。
  这时,一只温暖的手,一下将我拉出了同学们的队伍。
  噢!是陈老师,教政治课的陈玉文老师。
  她脸色红润,总面带微笑;齐耳短发,庄重、典雅;身体微胖,个子挺拔;头总是直直地昂着,给人和蔼可亲又威仪万种的
  感觉。
  陈老师注视着我,眼神很温暖。我觉得她好亲切,学生对老师的那种距离感一下子缩短许多。她像母亲似的,用温暖的双手按住我瘦小的双肩。“你冷啊,穿这么少能不冷么?”陈老师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在学校的教室里过夜,会更冷的。”她边说边脱下她的短大衣披在我身上。我固执地挣脱着:“我不冷,我不冷!”“你说话都变声了,还说不冷?学生怎能不听老师话呢!”陈老师威严起来,“你要是感冒了,老师要负责的。”我知道我不能再反抗了,而且我也确实冷啊!
  她把我的一只胳膊塞进还带着她体温的棉大衣袖子里。我又自觉地把另一只胳膊伸进另一只袖口。她给我扣好了胸前三个大衣扣,又抻了抻前襟的下摆。呀,虽说是短大衣,却已遮盖过了我的膝盖。
  她这才满意地说:“挺好的,就是肥大了点。”
  一股暖流舒展开来,发紧的心松弛下来,春天般的温暖和母爱的温馨在我瘦小的身躯上弥漫。这时我才傻傻地问陈老师:“那您呢?”陈老师将身体向上拔了拔:“你看,我不是还有毛衣嘛!”确实,陈老师身着一件毛衣。大概是藕荷色,圆领,胸前还装饰着一朵花。“那您晚上呢?”我依然很担心。“回家。我家就在那边。”陈老师用手一指,“咱们快追队伍吧!”说完,她牵着我的手,轻盈地向前跑去。
  夜里,我们全体同学就睡在二十六中学的教室里。四张课桌组合成一张大床。我有陈老师的短大衣,整个身子都蜷缩进去,就像睡在温暖的家里,睡在温暖的母亲身边。
  温暖呀温暖,我睡得踏实,睡得好香。
  第二天,当阳光洒满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们一百多名同学已经登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石阶。蓝天,白云,红墙,绿瓦。天安门雄伟壮观,金碧辉煌。我们仰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真高啊!
  我们认真地听老师讲那一组组浮雕所展示的故事和含义,都用小本子认真地记着。眼前的浮雕生动起来,我的心也跟着激动起来。
  当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找到陈老师,要脱下短大衣还给她。她温暖的双手又一次按住了我的双肩:“不用,不用。你穿回家吧,路上还会冷的。我下星期一才回学校,今天才星期六。”她说完就走了,我只能看到她轻盈的背影。
  回到家里,母亲看我高兴的样子,很是诧异。我指着已被我叠好放在炕上的短大衣细说原委。
  母亲很是感慨:“好人呐,好人。要没有陈老师这件短大衣,你可就惨了。这本应该是当妈的事呀!”母亲有点内疚,边说边检查我叠的短大衣:“你这样叠不行。你看,栽绒领子有点赶毡了,大襟下还有一点脏了。你这孩子,这么贵重的衣服怎么不知在意呢?”说毕,母亲用热毛巾敷了敷栽绒领子,又精心整理一番,然后用一块干净的蓝包袱皮,将陈老师的短大衣方方正正地包好了。
  星期一,我背着蓝包袱上学了。课间,我喊一声“报告”推开了老师办公室的门。呀!那么多的老师在办公!
  因为我是捧着蓝包袱进门的,老师们的目光都投向我,意思是问:“你找哪位老师?”我径直朝陈老师的座位走过去。不知哪个老师说一句:“陈主任,有同学找你。”正在批改作业的陈老师这时才抬起头,瞥了一下我:“怎么不穿了?”“不穿了。”我边说边解开蓝包袱,“陈老师,您检查一下。”“检查什么?”陈老师这时才放下手中的笔,把脸转向我,示意旁边有一把空椅子:“就放那儿吧。”说完,她又埋头继续批改她的作业了。
  我把陈老师的短大衣小心地放在那把空椅子上,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陈老师好像意识到我的存在,又把头转向我:“你还有事吗?”我局促起来,赶紧说:“没事了,没事了。”然后仓皇离去。刚到门口,陈老师喊我:“那同学,你回来,把蓝包袱皮拿走。你还忘了给老师们鞠躬了呢!”于是,我匆匆地转身,向所有的老师鞠一躬,却忘了给陈老师单独鞠一躬。在老师们温暖的笑声中,我匆匆逃走了。
  我的作文《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语文老师鲍英武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在班里朗诵了全文,评语是:中心突出,层次分明;语言生动,充满激情;主题严肃却如沐温暖春风。
  弹指一挥间,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时常萦怀。那情,那景,那细枝末节,挥之不去。那时我真笨,竟没有当面向陈老师说一声“谢谢”;那时我真傻,我竟忘了向陈老师单独鞠躬。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陈老师的庄重、典雅,齐耳短发,面带温暖笑容的模样。她用带着她体温的小大衣,曾温暖过一个瘦小的农村少年。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专程拜访了刚从美国归来的陈玉文老师。她已满头银发,却面色红润。我向她提起五十多年前的这件“大”事,她却扬起眉毛,一脸茫然地回忆:“有这回事吗?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不记得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她教我们政治课,一个月才上一次课。好几个班,几百名学生,她不会记住那么多同学名字的,她也从不会将此类事留在自己的记忆中。她的温暖助人,完全出于一种人性、天性、德性和本性,爱在心中。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亦在于此。
  但我必须将此事留在我一生的记忆中,这记忆总会被无端地撩拨起来。陈老师给我的温暖是滋养,惠及我一生,也影响我一生,我感谢这一段温暖的情分。她告诉我一个简单的人生哲理――温暖待人!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让陈老师坐在椅子上,我站在她面前,弥补半个多世纪前的鞠躬:“您温暖了我的少年,温暖我
  一生。”
  陈老师身披紫红大围巾,笑了,笑得很舒心和灿烂:“你温暖了我的晚年,温暖了我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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